1974年，陈永贵批评北大荒不会种地，北大荒场长反驳道：“他大寨才几亩地？我这里几十万亩，粮食收都收不过来，还让我派人去拾马粪？”
陈永贵是实打实从黄土地里刨食出身的农民。在山西昔阳县大寨村，他靠着一把锄头、两筐土，带着村民在光秃秃的石头山上开荒。
大寨村自然条件极其恶劣，七沟八梁一面坡，土地贫瘠得连草都长不好。陈永贵带着大寨人，硬生生地靠着肩膀挑土，用石头垒坝，修出了一层层梯田。
在贫瘠的黄土高原，农家肥是庄稼的命根子。大寨村定下规矩，村民出门不管干什么，只要看到路上有牛粪、马粪，必须捡起来带回地里。谁要是糟蹋了一点肥料，就是败家子。
陈永贵靠着这种“人定胜天”的拼命精神，把大寨打造成了全国农业的标杆。他自己也从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，一路走进了中央，负责指导全国的农业生产。
在他的认知里，种地就必须像大寨那样，精耕细作，把每一粒马粪都捡起来当肥料，把每一块荒地都修成梯田。
1974年，陈永贵带着这种“大寨经验”，来到了东北的黑土地。
北大荒和黄土高原完全是两个世界。
这里地广人稀，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，覆盖着厚厚的一层黑土。黑土极其肥沃，插根筷子都能发芽。
更重要的是，北大荒的国营农场，走的是大兵团、机械化大生产的路线。农场里有成排的东方红拖拉机、大型联合收割机和播种机。
一个农场，动辄就是几十万亩耕地。到了农忙时节，几十台拖拉机在田野里日夜轰鸣，翻地、播种、收割，全靠机械化作业。
陈永贵走在北大荒的田间地头，看着一望无际的平原，眉头越皱越紧。
他习惯了黄土高原的沟壑，看着平坦的土地，总觉得缺点什么。
“你们这里的地，太平了，存不住水。”陈永贵对随行的农场干部说，“应该学学我们大寨，把地块切开，修成梯田。这样才能保水保肥。”
农场干部们听了，面面相觑。
在平原上修梯田？这完全违背了基本的农业常识。平原修成梯田，大型拖拉机和收割机根本无法下地作业，机械化优势将彻底丧失。
但面对这位中央来的大员，没人敢当面反驳。干部们只能拿着笔，把“平原修梯田”的指示记在笔记本上。
接着，陈永贵又提到了马粪的问题。
“我在路上走了几里地，到处都是马粪牛粪。你们农场这么多人，为什么不组织起来去捡粪？”陈永贵严厉地批评道，“种地没粪，就是跟人瞎混。你们这是严重的浪费，是作风问题！”
陈永贵要求农场立刻组织劳动力，开展“捡粪运动”，把大寨的精耕细作经验落实到北大荒的黑土地上。
视察队伍离开后，农场场长在办公室里发了极大的脾气。
场长也是个老农民，在北大荒干了半辈子，太清楚北大荒的实际情况了。
场长拉过一把椅子坐下，对着手下的几个大队长算了一笔极其现实的账。
“大寨满打满算五百来口人，种着几百亩山地，平均一个人种一亩多地。他们有时间、有精力去漫山遍野捡马粪，去一筐一筐地挑土修梯田。”场长拍着桌子说。
“咱们农场呢？咱们几万人，种着几十万亩地，平均一个人要管几十亩甚至上百亩地！”场长站起身，指着窗外停放的拖拉机，“咱们一年打下几万吨的粮食，全靠那些铁疙瘩！”
大队长们纷纷点头。
“现在正是农忙的时候，拖拉机手连吃饭都在车上。如果按照他的指示，把开拖拉机的、操作收割机的劳动力全抽调出来，满大街去捡马粪，去平原上挖沟修梯田，那几十万亩的庄稼谁来种？谁来收？”场长越说越气愤。
“捡回来的那点马粪，撒在几十万亩的黑土地上，连个沫子都看不见！为了捡几筐马粪，耽误了机械化抢收，几十万斤的粮食烂在地里，这个责任谁来负？”
场长的话，说出了所有北大荒基层干部的心声。
在山西的石头山上，捡马粪是勤俭节约，是庄稼人的命根子。但在高度机械化、地广人稀的北大荒，放弃拖拉机去捡马粪，就是本末倒置，是彻头彻尾的瞎指挥。
场长下达了命令。
“会议记录归会议记录。回去以后，该开拖拉机开拖拉机，该用化肥用化肥。谁也不许停下机器去捡马粪！”场长对大队长们说，“出了问题，我这个场长顶着！”
北大荒的农场，最终没有在平原上修起梯田，也没有发起全员捡马粪的运动。几十台拖拉机依然在黑土地上轰鸣，保障了当年秋天的粮食大丰收。
这场发生在黑龙江农场的冲突，表面上是因为几坨马粪，实际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农业生产模式的激烈碰撞。
陈永贵吃苦耐劳、战天斗地的精神，确实改变了大寨的贫穷面貌。但他把小农经济的“手工精耕细作”经验，生搬硬套到“大兵团机械化农业”的北大荒，必然会遭遇严重的水土不服。
所谓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”，农业生产必须因地制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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